作者：朱克力博士，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新经济智库（CiNE）首席研究员、湾区新经济研究院院长

　　8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深圳主持召开经济大省政府主要负责人座谈会，分析经济形势，对做好下一步经济工作提出要求。

　　这次通过现场或视频参会的经济大省政府主要负责人，分别来自广东、江苏、浙江、山东、河南、四川等6个经济大省。会上，李克强总理提出“经济大省要勇挑大梁，发挥稳经济关键支撑作用”，并强调“经济大省之所以有今天的发展成就，根本动力在改革开放”。

　　会议指出，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坚持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要求深入实施稳经济一揽子政策，针对新情况合理加大宏观政策力度，推进改革开放，着力稳就业稳物价，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扎实保障基本民生。

　　当稳住经济增长进入更吃劲的阶段，这些省份被赋予“挑大梁”重任，背后究竟有何玄机？在多个省份纷纷推行“强省会”战略的背景下，省会城市又应该发挥怎样的使命与担当？围绕产业链供应链“稳链固链”，各地有没有切实有效的政策抓手？

　　这并非中央首次要求经济大省“挑大梁”。今年3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提出了“经济大省要充分发挥优势，增强对全国发展的带动作用”。

　　7月7日，李克强总理在福建主持召开东南沿海省份政府主要负责人经济形势座谈会时强调，东南沿海5省市（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要继续挑起国家发展、稳经济的大梁，发挥保障国家财力的主力作用”。

　　而7月28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明确提出“经济大省要勇挑大梁，有条件的省份要力争完成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

　　再到李克强总理这次在深圳主持召开经济大省政府主要负责人座谈会，重申“经济大省要勇挑大梁”，在中央层面，已是第四次公开作此要求了。

　　所谓“经济大省”，是指GDP、财政收入、综合发展实力等均在全国排名靠前的省份。我国经济大省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区域。从2021年GDP总量来看，排在前十位的省份分别是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四川、湖北、福建、湖南、上海。

　　在这些经济大省中，广东、江苏、浙江、山东、河南、四川等6个经济大省经济总量占全国的45%，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顶梁柱”。其中，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等4个沿海省份在地方对中央财政净上缴中的贡献超过6成，要求这些省份“要完成财政上缴任务”。与此同时，这6个省的市场主体数量占全国4成以上，贡献了40%以上的就业。此外，6省进出口和利用外资都接近全国的6成。

　　对于这6个经济大省，会议要求落实好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挖掘自身政策潜力，保市场主体激发活力，保障物流主干道、微循环畅通，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在目前中央财政对地方转移支付已基本下达的情况下，要求各省坚持政府过紧日子，盘活财政存量资金，保持财政收支平衡，加大财力下沉，保障基层“三保”尤其是保基本民生支出、保基层工资发放；要结合实际加大助企纾困力度，帮助他们恢复活力，在吸纳就业上继续当好“主角”，努力稳定本地和外来务工人员就业。

　　针对经济大省人口多的现实，提出要多想办法促消费，扩大汽车等大宗消费，支持住房刚性和改善性需求。鉴于当前地方专项债余额尚未达到债务限额，要求各地依法盘活债务限额空间，并用好已发行的地方专项债和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符合条件项目越多的地方得到的资金要越多。同时要加快成熟项目建设，在三季度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带动有效投资和相应消费。

　　而针对这些省份的进出口和利用外资占比高，李克强总理指出，经济大省之所以有今天的发展成就，根本动力在改革开放。要继续在改革上勇于探索，深化“放管服”改革，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他强调，开放是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必由之路。

　　近段时间以来，多地陆续表态，全力以赴稳增长，扛牢经济大省责任，努力完成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并拿出一批实招硬招，加大力度稳工业、刺激消费、扩大有效投资。业界普遍认为，经济大省尤其是沿海省份不仅直接贡献了GDP，还因其在产业链的核心位置影响到全国的生产活动，必须要稳住并打通产业链，而且还解决了一大批中西部转移过来的劳动力就业。而且从财政的角度，只有这些地区的经济稳住了，财政才能稳住，才能为中央转移支付提供更多的弹药，实现区域均衡发展。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提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承载能力，培育高质量动力源和发展极，是区域经济提升的战略选择与必由之路。

　　因此，不仅经济大省被中央要求“挑大梁”，省会城市也被不少省份寄予了更大期待，纷纷推行“强省会”战略，提升省会城市“首位度”，更大程度发挥中心城市的引领带动作用。

　　比如山东提出，省会济南到2025年，高质量发展核心指标走在全省首位、全国前列，在山东半岛城市群和黄河流域的核心引擎功能显著增强，在省会经济圈的辐射度、山东半岛城市群的中心度、黄河流域的影响度、国家区域发展大局的参与度显著提升。

　　在中部地区，湖南提出，到2026年，长沙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万亿元左右，高质量发展主要指标在全国省会城市中位居前列；到2035年，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城市治理、生态建设、民生共享等现代化体系更加完善，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现代化城市。江西则提出，省会南昌到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占全省比重提升到25%左右，在全国省会城市排名提升至第12位；到2030年，比重进一步提升到28%左右、排名再前进2位以上。

　　在西部地区，甘肃提出，未来5年将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省会、强县域“四强”行动，以重点地区和关键领域为突破口，推动综合实力和发展质量整体跃升。甘肃将发展壮大兰州和兰州新区作为加快全省发展的战略抓手，依托区位、交通、产业、科教和人才等优势，建设要素聚集中心、科技创新中心、产业发展中心、物流输转中心、区域消费中心等，不断增强在全省整体发展中的集聚和辐射带动作用。

　　而云南则提出，充分发挥昆明在全省政治、经济、科技、文化、金融、创新中心的核心作用，做大做强昆明省会城市，努力把昆明建设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区域性国际经济贸易中心、科技创新中心、金融服务中心和人文交流中心。此外，广西提出，大力实施强首府战略，打造区域性先进制造业基地和区域性现代服务业中心，着力提升南宁在中国—东盟开放合作中的战略地位。

　　在当前稳定经济大盘的背景下，一些省会城市也主动承担起自身在本省稳增长大局中的使命与担当。以四川为例，其省会成都是一座首位度非常高的城市。7月27日，成都市委工作会议召开，提出要“以省会城市的担当”，锚定既定目标，把“拼经济”摆在蕞突出位置，持续巩固经济恢复基础，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抓发展交出合格答卷。

　　发挥省会城市的担当，无疑也是一种勇于“挑大梁”的体现。与此同时，培育省域副中心城市，也日益成为推动省域协调发展、形成梯级增长动力源的重要途径。仍以四川为例，今年召开的四川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提出，支持绵阳发挥科技城优势加快建成川北省域经济副中心、宜宾－泸州组团建设川南省域经济副中心、南充－达州组团培育川东北省域经济副中心。这被视为改写区域发展格局的新路径。

　　无论是经济大省“挑大梁”，还是各省推进“强省会”战略或培育省域副中心城市，在当前形势下，稳定产业链供应链都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

　　近年来，链长制在我国各地推行，被视为稳链固链、推动全产业链优化升级的重要机制和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有益探索，大有遍地开花之势。在中央部委层面，近期国资委也着力推进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在国内外形势复杂、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背景下，链长制正成为强化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现实路径和加速产业转型发展的有力手段。

　　作为一项源自地方的制度创新，链长制经历了“中部城市首创—沿海省份推广—国家层面认可—全国竞相运用”的发展过程。其创造性在于，以重点产业强链、补链、延链、建链为目标，让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成为可能。链长制以“链长+链主”的工作推进体系为基础，构建前瞻性应对机制：链主由产业链上的龙头企业担纲，协同推动重大规划、工程落实，其中专精特新企业是培育重点；链长则由地方政府相关负责人担任，统一协调内外部资源，统筹重点产业链建设及各方行动，以此为抓手贯通上下游产业链条。

　　链长制的兴起符合产业集群理论，同时也与近些年因贸易摩擦和疫情引起的产业链变局有关。产业链是各产业部门之间基于一定技术经济关联和时空布局关系而形成的链条，各地通过推出链长制，组织研判产业经济规模、工艺技术路线、装备设施成本，提出产业循环半径，意在特定区域内搭建一条条产业链、形成体系化的产业链闭环。作为产业治理实践手段，链长制通常落在主导产业、优势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领域，为各地应对外部冲击、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提供机制支撑。

　　从地方经济来看，无论是市场主体的良性互动，还是产业经济的培育成长，都有了更为高效的制度保障。在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和企业能动性的同时，各地因势利导，运用链长制为补链固链强链注入润滑剂，精准破解产业链协同发展难题，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不过，链长制这项制度创新设计尽管已迅速在众多省市推行开来，也取得实质性进展和阶段性成效，但实践时间毕竟较短，在落地过程中仍需进一步优化工作机制，并规避一些可能的误区，切实用好用活这个产业创新的加速器。

　　一是调动两个积极性，激活链主内生动能，发挥链长助推作用。链长制的要义在于调动链主和链长两个积极性，二者互补互促，共谋发展。链主利用自身市场份额、产业发展和项目资源等优势，牵引和推动上下游关联企业扩大投资；链长通过招商引资奖励、支持链主与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等方式，提升链主生态主导力。在此过程中，链长不能替代链主直接配置市场资源，链主也不可挟链自重而忽视融通共生。应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为优化营商环境、营造良好生态保驾护航。

　　二是坚持差异化原则，加强产业统筹协调，实施更多实招硬招。要从实际出发制定产业链发展配套政策、绘制产业链地图和招商地图，统筹推进项目建设、人才引进、招商引资、技术创新、政策扶持等各项工作。坚持锻长板与补短板并举，将关联度高、协同性强的各类企业及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纳入产业链，充分运用好企业、资本、科研机构、领军人才、服务资源构建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打造新兴产业集群、推动传统产业升级，鼓励企业主动参与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启动投资规模较大、投入产出比高的引擎性项目，形成全产业链融合发展新模式。

　　三是立足全国大市场，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增强全局竞争优势。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中央要求破除各种封闭小市场、自我小循环。各地应找准自身功能定位，避免低层次重复建设和过度同质竞争，不搞“小而全”的自我小循环，更不能以“内循环”的名义搞地区封锁。要站在全局高度用好用活链长制，加快产业链上下游、产供销、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畅通产业循环、市场循环、经济社会循环，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共同塑造我国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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