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3月6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提出“分行业做好供应链战略设计和精准施策，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

　　对此，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接受新华网专访时表示，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本身已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一项重大任务，宜从四个方面着手，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

　　新华社照片，苏州工业园区夜景（2020年8月20日无人机拍摄拼接）

　　“十四五”期间潜在增长率是5%-5.5%

　　规划纲要草案提出：“必须坚持新发展理念，把新发展理念完整、准确、全面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引导各方面把工作重点放在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上，促进增长潜力充分发挥。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各年度视情提出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新华网：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在高质量发展要求的语境下，未来五年我国经济增长有望呈现怎样的趋势？

　　黄群慧：规划纲要草案对我们未来的经济发展、经济增长目标做了一个很好的规划，综合考虑到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复兴的战略全局。一方面从外部环境来看，外部环境出现更多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是从我国的经济发展看，我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其中，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设定为“6%以上”。其实是统筹考虑了各方面的因素。目前中国的经济整体步入了正常的轨道，但是国际环境的影响不确定性比较大，所以这是一个比较科学合理的目标。考虑到“两个大局”，我们做过一些“十四五”时期潜在增速的计算，大概可实现5%-5.5%之间的潜在增长率。

　　无论是“十四五”的目标，还是今年的目标，总体上非常科学客观，实事求是。在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未来30年中，也就是在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发展将经过几个标志性的关键节点，包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从而基本实现现代化，综合国力领先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按照现有的经济增长目标，都可以对这些关键节点目标有很好的支撑，有利于支撑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

　　新华社照片，先进装备制造业加快乌鲁木齐特色现代工业体系形成（2020年11月5日摄）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宜关注四个方面

　　规划纲要草案提出：“坚持自主可控、安全高效，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增强制造业竞争优势，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加强产业基础能力建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

　　新华网：从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要求出发，您认为未来五年我国应如何统筹推进锻造长板、补齐短板？

　　黄群慧：可以看到，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本身已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个非常关键的重大任务，尤其是规划纲要草案中对各项任务规划细致深入，比如我们谈的“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中就列出多项重点，包括加强产业基础能力建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推动制造业优化升级、实施制造业降本减负行动等。在此有几点比较值得关注。

　　一是从思想上高度重视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两个大局”高度认识其必要性。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来看，必须认识到，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促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需的。

　　二是从战略上区分不同路径有效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有针对性地提高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治理能力和实现转型升级。基于对产业的全球价值链治理主导权的企业类型，可以区分为生产者驱动路径、购买者驱动路径、“隐形冠军”驱动路径三类来提升中国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具体可以采用流程或者工序升级、产品升级、价值链环节攀升或者企业功能升级、价值链跃迁或者跨产业升级及其组合等方式来提高我国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

　　三是完善产业创新发展整体环境，构建有利于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的产业创新生态。要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共性技术、前瞻技术和战略性技术的研究；努力完善试验验证、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信息服务等基础服务体系；构建产业创新网络，提高创新生态系统的开放协同性，构建全社会范围协同攻关的体制机制；通过完善环境不断改善中小企业创新的“生态位”，有效发挥中小企业在提升工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的作用。

　　四是深入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要做好顶层设计，明确工程重点，分类组织实施，为建设工业基础体系提供政策指引；建立产业基础能力评估制度，准确把握和评估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和关键技术的现状，分析创新链、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分布；借鉴日本“母工厂”制度建设工业基础能力再造的核心工厂，在生产制造层面围绕“工业四基”集成要素、优化流程、培育人才，从而在专业集成、久久为功下提高我国工业基础能力；加强对共性技术基础研发体系的建设，可以考虑根据不同共性技术的特点，采取了差异化的组织形式，包括采用国家计划专项、设立国家工业基础研究院和国家工业技术研究院等公共科研院所、政府引导政产学研各方面组建联合研究体或产业技术联盟共同开发等。

　　规划纲要草案提出：“坚持鼓励竞争、反对垄断，完善竞争政策框架，构建覆盖事前、事中、时候全环节的竞争政策实施机制”。

　　新华网：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坚决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我们应如何理解在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进程中的这项关键任务？

　　黄群慧：应该赋予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因为它有利于颠覆性技术创新。

　　竞争政策包括通过公平竞争审查体现公平的竞争秩序，然后通过审查的结果判断行为是不是具有垄断性，再通过执法进行处罚。

　　我们经常说公平竞争，或者说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是市场经济的一种“宪法”，相当于它是一个“经济警察”。企业的行为、消费者行为或者是生产者行为如有不正当的地方，需要通过公平竞争审查，通过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法来像警察那样处罚，强化刚性约束，由此保障整体经济、市场有序运转。这是我们说的高标准的市场体系的一个重要要求。甚至我个人认为，它是一个蕞基础的要求，必须要有这么一套秩序、一套法律法规来保证，才能叫高标准的市场体系。

　　平台经济需要鼓励，并不意味着不能用反垄断去制约它。因为平台往往在形成平台之前，尤其是追求大平台的过程中往往是有利于创新的，不过，一旦形成一个庞大的平台，具有了垄断地位反而会抑制创新。如果平台企业存在垄断行为，同样也要对其约束、执法。这里面有很多专业、复杂的行为。当前提出这一部署，是非常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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