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面对全球价值链重构挑战，以新发展格局构建为引领，切实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水平，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已成为事关我国高质量发展的一项重要且紧迫的任务。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以及俄乌冲突的持续加剧，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造成冲击，各国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关注重心从“效率”转向“安全”，进一步加速了全球价值链向短链化、本地化、分散化、绿色化等方向的调整与重构，进而使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遇到全新挑战。

　　首先，从短链化来看，以发达国家为代表的跨国公司纷纷调整全球价值链布局，愈发谨慎地对待关键领域的技术、零部件等方面的输出，加剧了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卡脖子”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制造业存在“大而不强”、创新能力薄弱、核心技术缺失的问题，这与我国被动融入价值链分工体系，以至于被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掣肘于全球价值链低附加值、微利化的中低端生产环节存在很大的关联，甚至导致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面临“低端锁定”的风险。2018年，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调研了全国30多家大型企业130多种关键基础材料的情况，发现32%的关键基础材料仍为空白，52%则全部依赖进口。当前，伴随疫情的全球性蔓延，各国愈发谨慎地对待关键领域的技术、零部件等方面的输出。2022年2月，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宣布将33家中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未经验证清单”，意味着美国出口商需要获得许可证，才能向其出口产品或关键的零部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我国部分产业链供应链的“卡脖子”风险。

　　其次，从本地化来看，发达国家对本土制造业振兴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进行深刻反思，致力于将关键性产业或生产环节迁回国内，加剧了中国面临的产业转移风险。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开始全面反思“脱实向虚”的发展模式，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推动高端制造业“回流”本土。欧美等经济体为降低本土制造业的生产成本，出台了一系列鼓励产业回流的优惠政策。如2010年8月，美国出台《制造业促进法案》，希望通过大范围减税降低制造业成本，以吸引在海外的美国制造业企业回归本土。特别是随着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暴发，各国愈发意识到由外部冲击导致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局部“断裂”，将迅速蔓延至整个生产分工体系，甚至引发全球生产分工的失灵，进一步加剧了发达经济体推动全球价值链分工本土化的进程。其中，以美国、日本、欧盟等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地区为构建自主可控、安全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纷纷推动关键产业回迁本土。例如，2020年4月，日本政府出资2435亿日元，以推进“供应链改革”项目，其中2200亿日元用于资助日本企业将生产线迁回日本本土，导致我国面临的产业链转移风险进一步攀升。

　　再次，从分散化来看，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形成的国家间高度依赖的产业链供应链逐渐暴露出脆弱性，各国逐渐意识到对单一国家过度依赖可能引发的“断供”风险。一方面，中美经贸摩擦提高了中国关联产业链的贸易壁垒，加大了全球产业链的贸易成本和地缘政治风险，全球产业链出现向贸易壁垒较低的地区分散转移的趋势。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性的城市封锁、生产中断和供应链停摆，暴露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过度集中的脆弱性，加强供应链韧性的需求日益迫切。各国为规避过度依赖单一国家所带来的风险，纷纷致力于加速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分散化布局。例如，2022年5月举行的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第二次会议决定，美欧将在太阳能电池、稀土和芯片等领域扩大来源地，并准备将其关键产业供应链转移至印度，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加剧掣肘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风险。

　　蕞后，从绿色化来看，俄乌冲突引发全球能源危机，导致全球能源投资体系出现重大转向，绿色能源转型迫在眉睫，加速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绿色化进程。俄罗斯作为世界上蕞大的能源供给国之一，在全球能源市场上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2021年，俄罗斯出口天然气2380亿立方米，出口原油2.89亿吨，分别位居世界头部和世界第二。俄乌冲突的持续加剧以及相应的经济制裁，导致石油、天然气等大宗能源商品的价格飙升，给全球能源市场带来剧烈冲击，导致能源供应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风险。为降低对俄罗斯能源的过度依赖，确保能源供应安全，欧洲各国纷纷扩大对新能源的投资，德国更是提出加速风能和太阳能基础设施的扩张，计划到2030年实现至少1500万辆纯电动汽车上路和到2035年实现100%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此外，俄乌冲突也使国际能源公司在各方压力下退出或暂停在俄罗斯的传统化石能源业务，转而加大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这将加速全球范围内的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长期来看，全球价值链绿色化转型将抬高融入全球价值链生产分工体系的门槛，对我国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

　　以构建新发展格局“稳链”“强链”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中国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性布局，也是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关键指引。唯有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断打造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才能积极应对全球价值链重构挑战。

　　头部，加速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摆脱关键技术和核心部件受制局面，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不断强化重点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创新能力，确保资本、人才、技术等创新要素的有效供给和产业集聚，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的深度融合。同时，注意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推动构建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产学研用深度耦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此外，注重联合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科研院所，建设涵盖全产业链的重大协同创新平台，以加快实现全产业链的协同创新和核心技术自主可控。

　　第二，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赋能产业链供应链“补链”“强链”。推动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与做法，有效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国内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实现畅通流动，为产业链供应链“补链”“强链”提供有力支撑。同时，不断加强地区间产业转移项目协调合作，建立重大问题协调解决机制，推动产业合理布局、分工进一步优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部分产业外迁的压力，切实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第三，把握区域价值链的发展机遇，积极培育“以我为主”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继续扎实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确保《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顺利落地实施，通过不断深化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RCEP成员国的产业链合作，加速形成“以我为主”的区域价值链。此外，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参与和引领国际经贸规则制定，通过主动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高水平协定，为我国更好地融入全球价值链和打造“以我为主”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提供重要机遇。

　　第四，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升级，适应和引领全球价值链的绿色化发展进程。首先，通过鼓励绿色低碳技术研发创新，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加快生产方式、消费方式以及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其次，坚持节能优先，推动完善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切实提升可再生能源利用比例，通过优化能源结构，助力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顺利实现。蕞后，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国际合作与谈判，携手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共同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以抢占未来全球产业发展和布局的制高点，为应对气候变化贡献中国智慧与力量。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发展格局下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战略研究”（21&ZD09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全球疫情大流行下国际国内价值链重构对中国的影响和应对策略”（7207302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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