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赵昌文来源：金融时报-中国金融新闻网发布日期：2022-11-18 09:03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近年来，我国制造业规模稳定增长，结构持续优化，配套日臻完善，出口遍及全球，国际分工地位不断攀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有力推动了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显著增强了国家综合国力和全球影响力。当前，全球经济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世纪大疫情、数字大变革和绿色大转型等时代背景下，全球产业链正在重塑。值此之际，我国制造业如何扬长避短，在全球产业链重塑当中如何进一步增强竞争力、开辟新的发展空间？带着这些问题，《金融时报》记者对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赵昌文进行了专访。

　　新技术浪潮来袭制造业全球布局呈现新趋势

　　《金融时报》记者：在世纪大疫情、数字大变革和绿色大转型等时代背景下，制造业全球布局有何改变？

　　产业布局既植根于产业内在的技术经济特征，又涉及各国的比较优势，还会受到技术变革、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正是这些因素的发展变化及其相互作用，推动着全球制造业格局的演变。全球制造业格局的变化可能会出现以下特点：一是，数字技术在制造、服务等各个环节对全球制造业带来新的变革。智能制造、智能服务水平不断提高，网络协同制造、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等数字化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大量企业利用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加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生产和统筹调配。数字技术使得服务的可贸易性增强，全球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对服务业的渗透、制造与服务的一体化程度加深。数字技术可能增强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性、稳定性。

　　二是，新技术改变不同国家的资源禀赋，以及由此对一些国家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带来新的变革。由于新技术的出现，一些资源的重要性会下降，另一些资源反而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从而造成部分原本具有资源优势的国家和地区的相关制造业会逐步衰落，而另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相关制造业则可能兴起。比如，低劳动力成本、低附加值生产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贸易体系和产业分工的传统比较优势，但这种格局会逐渐因人工智能、3D打印和工业机器人技术而改变，劳动力的重要性相对下降，而发达国家则可以重新获得“再工业化”“再制造业化”的竞争力。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构建新的比较优势，从而保持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分工地位，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大挑战。

　　三是，绿色低碳技术及相关产业将成为全球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源，但传统制造业部门的转型也是一个艰苦的过程。绿色低碳技术不断取得突破，技术成熟度持续提升，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层出不穷，为从根本上解决传统发展路径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提供了新方案。传统部门绿色转型升级带来能源资源消耗减少、生产效率提升、排放成本下降，同时创造更多、更好、更具包容性的就业。但全球产业链向绿色产业链转化，必然是一个艰难的转型过程。绿色低碳技术影响分工格局的成本结构发生显著变化，环境成本在总成本中的占比将大幅提升。

　　四是，全球制造业经历多次转移形成的“三大中心”在较长一个时期很难发生根本变化。全球制造业先后经历了多次调整转移，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北美供应链网络，以德国、法国为中心的欧洲供应链网络和以中国、日本与韩国为中心的东亚供应链网络。未来一个时期，这种分工格局不会有根本改变，但会出现结构性调整。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近年来出台多种措施重振本国先进制造业。中国始终重视发展制造业，以越南、印度为代表的东南亚、南亚国家凭借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及优惠政策，正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

　　制造业发展潜力巨大中国仍是全球投资“热土”

　　《金融时报》记者：近年来，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持续提升，即使在全球疫情大背景下，对外资仍有极大吸引力。这是否说明我国在新一轮产业链重构中具备较大优势？

　　赵昌文：中美经贸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对人员、货物和资本流动带来了一定影响，但中国仍然是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也成为对外投资的重要来源。2019年至2021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年均增速为10.8%，高于全球9.1个百分点。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22年世界投资报告》，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在继2020年增长6%之后，在2021年继续增长21%，达到1810亿美元。

　　在新一轮产业链重构中，我国的优势主要有：一是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潜力。我国有14亿多人口，4亿多人的中等收入群体，正在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持续推进，是世界上最有潜力的超大规模市场。二是完整的产业配套能力。我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门类最齐全的制造业体系，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首位。三是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和创新能力。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9.91年，2022年高校毕业生规模已经突破1000万人。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达到2.8万亿元，居世界第二位，研发人员总量居世界首位。四是完善的基础设施网络。我国已建成世界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机场港口、水利、能源、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成就，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5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到16.91万公里，港口货物吞吐量达到155.45亿吨，民航航线条。五是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和持续改善的营商环境。我国成为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货物贸易总额居世界第一；国家实行高水平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建立和完善外商投资促进机制，营造稳定、透明、可预期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世界银行《2020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中国营商环境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排名第31位。

　　《金融时报》记者：近年来，在“逆全球化”风潮下，美欧的贸易壁垒风险上升。未来我国高端产业发展是否会面对更大的压力？如何应对可能出现的实际困难？

　　赵昌文：美欧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双方在资源、市场、资金、技术等方面各有优势，可以实现互利共赢。近些年来，美国为了迟滞中国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经济追赶的步伐，针对中国的贸易政策、科技政策、产业链政策不断调整，相继采取加征关税和“小院高墙”“断链脱钩”等多种手段，其重塑全球产业链的战略也经历了产业回流、近岸外包、友岸外包几个阶段。这些做法可能会冲击中国现有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现在和未来一个时期，包括芯片和集成电路、操作系统等软件、高端数控机床等高端产业的发展的确会面临来自美欧更大的压力。

　　对此，我们既要有思想准备和底线思维，也要看到中国的巨大优势。一是，坚定不移保持战略定力，推进高水平开放。无论如何变化，中长期来看，成本、效率和利润仍然是最基础的因素和影响全球产业分工的底层逻辑，资本和跨国公司对利益的追求从来没有也不会改变。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表示“没有哪里比得上中国”。中国美国商会发布的2022年度《中国商业环境调查报告》显示，58%的美国在华企业2021年营收实现增长；中国仍然是60%的企业近期全球投资计划的前三大投资目的地之一；66%的企业计划今年增加在华投资；83%的企业没有将制造或采购转移出中国的打算。只要我们坚持推进高水平开放，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中国仍然是美欧资本最重要的投资目的地之一。

　　二是，更大力度加强与东盟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技术合作。疫情发生近3年来，中国东盟贸易逆势增长，目前已互为最大贸易伙伴，双向贸易额连创新高，2022年前10个月已达7984亿美元，同比增长13.8%。中国东盟合作互补性强、活力足，今年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合力应对亚洲金融危机25周年，下一步要在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进新型工业化、加速数字化转型、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低碳化、区域金融稳定等领域深化合作，使东盟在我国应对外部环境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特别是美欧压力，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是，加快科技自立自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产业链价值链不断向上攀升和迈向高端的基础。创新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第一驱动力，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已达到2.8万亿元，居世界第二位，科技进步贡献率从52.2%提升到超过60%，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已上升到第11位，国际专利申请数量连续3年位居世界第一位，数字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接近40%。对于一些领域存在的关键核心技术“短板弱项”，要发挥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以问题为导向，以需求为牵引，在创新主体、创新基础、创新资源、创新环境等方面持续用力，正确处理好科技创新中和“研”和“用”的关系，激发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在创新链不同环节的创新主体活力，引导产业链“头部企业”与上中下游企业形成利益共同体，确保高端制造和未来产业领域形成自主可控的创新链，不断提升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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