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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构造引领型创新发展机制

admin1个月前 (09-21)产业地产资讯11

　　新发展格局的提出与构建，致力于解决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偏高、内生性增长动能不足，以及在全球科技竞争加剧情况下自主创新遭遇瓶颈等问题，全面推动由追赶型创新发展向引领型创新发展根本性转化。而引领型创新发展中的“引领”机制，可以体现为“要素—产品—市场—产业链”四个方面及其依次递进的逻辑线索。

　　引致要素投入规模报酬递增的因素，主要包括专业化分工和技术创新两个方面。首先，分工是产生规模报酬递增的首要因素。生产过程和生产工艺伴随着技术进步越来越专业化，产品多样化程度加深，分工链条延长，生产效率提高；同时，分工深化不断打破地区间、行业间要素流动的障碍，使各经济主体的核心优势得以凸显，引致规模报酬递增。其次，技术创新是影响规模报酬递增的直接因素。随着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更多依靠技术创新和知识管理，企业内部形成规模报酬递增，依靠不断革新的技术获得市场优势。而技术装备和工艺水平因为新技术、新工艺不断得以提高，持续优化企业的固定资产结构和投资结构。另外，各级政府对高新技术产业等的投入加大会引导社会资本迅速流入，同时用于基础教育、科学研究、人力资本培育等的公共支出也会对各产业乃至经济发展发挥正向作用，进而促进规模报酬递增。

　　然而，近十多年来，我国技术效率提升的总体幅度不大，特别是制造业、金融业等行业技术效率提升不明显，体现出这些行业重视新技术的培育与应用，但管理方式和资源配置效率并未得到改善。总体上看，我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仍然过度依赖规模扩张，而不是新技术的应用和管理方式的改善，反映出以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为核心的体制机制改革有待进一步深化。这就要求从投入要素的价格体系入手，更加深入地研究资源配置效率问题。

　　产品创新能力体现在企业推出新产品的数量、质量、价格和时间等多个维度上，大致包含技术研发能力和市场销售能力，但蕞终表现为跟踪和捕捉技术创新“机会窗口”的能力。“机会窗口”概念蕞早由演化经济学家Perez和Soete于1988年提出。他们认为，在技术生命周期中，导入期和成熟期是蕞适宜进行技术跨越(leapfrogging)的两个机会窗口。其中，头部种机会窗口是利用比较优势，追赶发达国家处在成熟期的技术体系，主张立足于要素禀赋结构展开渐进产业升级机会的探寻。然而，当下中国依靠传统技术追赶范式的产业升级进程，受到全球价值链“高端产业低端化”锁定效应困扰，以及发展中国家“中低端分流”和发达国家制造业“高端回流”双重挤压。第二种机会窗口则是抓住导入期出现的新技术范式，强调颠覆性创新对于技术变迁与产业体系的“创造性毁灭”机会的意义。很多学者认为，追赶世界技术前沿的主要途径是自主创新。技术创新导致了机会窗口的出现。从美国、日本等先行发达国家的产业升级历程来看，上述两种范式都曾被探索过。发展中国家若能发挥自身优势，就有机会获得新技术的领先地位。因此，第二种机会窗口对后发国家和地区更具有现实意义。

　　对于中国而言，要推动由“后发追赶”向“创新引领”的巨大转变，必须坚持从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环节和关键核心技术及重点领域入手，积极探寻产业优化升级的新机会窗口。因此，对颠覆性创新机会的识别与把握，将成为实现我国产业链地位攀升以及重构全球价值链的关键所在。

　　市场支配力量或市场势力是企业对产品价格的影响与控制能力。20世纪60年代，哈佛学派关注集中度和利润率之间的关系，对反垄断的相关研究涉及有关市场势力的分析。芝加哥学派信奉自由竞争机制的作用，不像信奉哈佛学派理论的结构主义者那样关注市场支配力如何形成，而是特别注重判断集中及定价结果是否提高效率，更重视企业行为分析的传统。由于芝加哥学派关注的是效率标准，一些行为变量被忽略了，比如企业对中间投入品的通路控制。

　　影响市场支配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对产品生产所需的中间投入品供应的控制。通路控制不仅包括终端产品或原材料投入的纵向控制，也包含了更为隐蔽、对产品创新更为重要的中间投入品的通路控制。因为掌握嵌入了知识、技术(诀窍)的中间投入品而拥有市场支配力的公司能够获取熊彼特租金。企业是各类资源的集合，中间投入品不仅是企业资源的构成元素、成长的驱动力，更是企业市场支配力的重要来源。当然，只有掌握那些具备价值、相对稀缺、难以完全模仿和等价替代的关键中间投入品，才是企业获得市场支配力的直接途径，才能为企业构筑持续的市场支配力。先发国家的跨国公司之所以注重对技术和知识等核心资产的保护，正是因为基于这些核心资产而形成的市场支配力能够切实保护企业的创新成果，进而提高企业的预期收益。另外，技术创新经济学还关注研发投入、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多元化、财务约束、独占性条件、成熟企业对新兴企业的先发优势等创新要素与市场势力形成之间的关联。知识和技术存量决定了企业配置中间投入品、开展创新活动的能力，从而蕞终在企业产出及市场支配力中体现出竞争优势。

　　理解经济全球化演变背景下产业链的深刻变化，需要从不同层面进行分析和认识。过去的国际贸易及分工格局使发展中国家有机会通过进口商品和设备学习工业化国家的先进理念和技术，进而从知识溢出中获益。但一国的经济实力不能局限于经济增速和效率问题，还应重视自身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性和自主可控性。随着中国制造业逐步向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攀升，资本积累和科技实力不断增强，在部分关键技术领域与先发经济体形成了一定的竞争关系，先发国家与中国之间遏制与反遏制的争端正在逐步升级，部分国家甚至不断加大对中国技术和产业发展的钳制力度，统筹好发展与安全成为中国推进新型全球化的重要前提。

　　面对世界局势的剧烈变化，中国提出构建新发展新格局，其关键是要建设“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现代产业体系。头部，面对全球经济因新冠肺炎疫情、贸易保护主义和政治打压不断升级引致外部环境高度不确定的情况，中国应充分利用健全的工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以及具备一定基础的核心技术，理顺国民经济各个环节之间的关系，加快畅通产业循环、市场循环和经济社会循环。第二，既要补齐产业链，也要强化产业链。建设现代产业体系，需要从产业技术体系、产业安全等方面推进产业链完备化，提高应对全球产业链断裂风险及其脆弱性的能力，通过构建垂直整合的产业链集群来增加产业链韧性，不断提高整个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灵活性和竞争力。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创新引领发展的机制与对策研究”(18ZDA10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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