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 观察者网 王慧；整理 王沫初 刘惠 房佶宜；审核 周小婷 刘惠

　　通货膨胀、经济衰退成为当前世界经济的重要主题，如何分析2023年全球经济金融的走势？这会给中国经济和人民币带来哪些影响？而面临中美经济可能“部分脱钩”的挑战，我们如何在产业链供应链、对外开放上拓宽思路，有所作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前副所长、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丁一凡做客观察者网“经济学家建言2023中国经济”系列访谈，解读以上问题。

　　“经济学家建言2023中国经济”系列，是观察者网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在两会前夕联合推出的重磅访谈节目，邀请十余位著名经济学家，从房地产、数字经济、稳投资、促消费等诸多领域前瞻并建言2023年中国经济，敬请关注。

　　观察者网：通货膨胀是2022年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主题。包括美国、欧洲一些发达国家在内，世界许多国家都在忙着抗击高通胀。在这一轮全球通胀过程中，中国逆势而行，通胀率比这些国家低很多。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您认为2023年全球范围内的通货膨胀会是什么状况？又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哪些影响？

　　丁一凡：2022年世界经济不仅有通货膨胀，还有经济衰退。许多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即使没有衰退，也只有零点几的增长，经济增长缺乏动力，通货膨胀却不断上扬。英国《金融时报》谈到这一趋势时发明了一个词：“萎胀”，萎缩加通胀，这个词比较危险。

　　上世纪70年代，以欧美为主的世界经济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滞胀”，即经济增长停滞，外加通货膨胀。当时两次石油危机导致通货膨胀率不断上涨，欧美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非常低，仅有2-3%，通货膨胀率却在10%以上，滞涨持续了十多年。

　　这一次西方发明了“萎胀”这个词语，意味着未来的形势可能很严峻，造成的影响可能会超过上次的十多年“滞胀”。

　　造成此次通货膨胀的原因有很多。美国的经济学家、货币主义创始人米尔顿·弗里德曼曾有一句名言，“无论如何，通货膨胀都是一种货币现象”。他认为通货膨胀都是货币超发导致的，过多的货币去追求不够多的商品，价格一定会上扬。

　　疫情后，世界主要央行例如美联储、欧洲央行等都发行了特别多的货币，希望通过发行新的货币增强流动性来防止整个金融市场坍塌。以美联储为例，美联储在疫情间发行的货币比2008年后三轮量化宽松的总和还多。

　　但在过去，由于有经济全球化在背后支撑，即便发行了过多的货币，美元、欧元作为“硬通货”可以很容易跑到其他市场上去，以避免在本国市场上导致商品价格大幅上扬的局面；而疫情后，许多国家的商品供应链断了，无法给全球市场提供足够多的商品。产品不够、货币过多，就明显进入了通货膨胀的逻辑。

　　此外，地缘政治博弈也打破了过去的国际贸易格局，使得各种各样的产业链被破坏。美欧都说要与中国脱钩，破坏彼此的合作。美国继续跟中国打贸易战，不愿意扩大从中国进口的商品，还设置各类关税壁垒，其直接后果是中国的廉价商品无法进入他们的市场，结果就导致了通货膨胀。

　　观察者网：从目前来看，我们需要关注全球通胀对中国经济的输入性影响。您曾提到一个观点，在全球通胀过程中，人民币升值对中国来说是个很好的手段，更能抵御“输入性通胀”。请您展开讲讲，其中的机会在哪里？

　　丁一凡：发生通货膨胀时，各国都拼命地想利用货币贬值来争夺更多的市场，这一现象在上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都出现过，英语中称为“beggar-thy-neighbour”，也就是“以邻为壑”政策，即通过货币贬值来争取更多的市场和更多的出口。但如果各国都采取这一做法，地区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将进入急剧的恶性循环、全面萧条，大家都成为输家。在历史上，最终是依靠战争才走出了这一恶性循环，这是历史带给我们的警醒教训。

　　上世纪70年代滞胀时期，有的国家为了抑制通货膨胀，选择让货币升值以对冲进口材料的价格上涨。上世纪的西德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选择让德国马克不断升值，来抵御石油价格上涨等输入型通货膨胀。

　　西德靠制造业立国，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很大，而能源和原材料很大程度上依赖进口。因此若其他国家的通货膨胀很高，西德的货币又加入贬值队伍，其购买同样的能源和原材料必须付出更高成本。增加的成本最后反映到制成品上，必定带动本国的通货膨胀上涨。

　　在英国、法国等其他国家的货币跟随美元一同贬值、希望以此扩大市场时，西德采取了相反的策略。升值的德国马克带动西德在西方世界里一枝独秀，其通货膨胀率比其他国家都低，也使得德国马克的吸引力越来越大。

　　2022年也有与此类似的趋势。美联储开始升息，欧洲央行、英格兰银行等都不得已地跟着升息，这时资本都会流向这些地方。

　　按理说其他国家货币的贬值压力都会非常大，比如俄罗斯卢布、印度卢比、土耳其里拉、印度尼西亚印尼盾等。如果他们的央行不跟着升息，他们的货币就会出现贬值趋势，资本就会外流。

　　恰恰在2022年，人民币只在开始的时候出现一点点贬值压力，之后很快止住了，甚至出现反弹。尤其在海外市场，人民币的反弹力量很强，这是因为别人看好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特别是看好中国的物价。

　　中国2022年的核心消费指数CPI上涨了2%，欧洲上涨了9%左右，美国虽然官方宣布是8%多，但是许多美国经济学家，比如当年克林顿的财政部长劳伦斯·亨利·萨默斯就写文章表示，如果按照上世纪70年代的标准来衡量，美国的通货膨胀率早已超过10%了。

　　当其他货币都贬值时，人民币的吸引力自然就大了，因为拿人民币在中国购买任何东西的损失是最小的。所以人家看好中国经济，认为中国未来通货膨胀率会比较低，这时候人民币就会越来越坚挺。我们没必要因为人民币的坚挺而担心，人民币的坚挺是个好迹象，证明中国的经济更健康，中国的市场更稳定。

　　下一步，在市场价格比较稳定的情况下，我们的宏观政策手段就会宽裕许多。比如我们的央行在2022年降低了法定准备金率。这是一个释放货币的行为，使得商业银行可以放出更多的流动性给市场的借贷者。

　　实际上，这是一种逆势操作。当其他国家收紧货币时，我们还可以放松银根，这证明我们有自己的经济循环。中国的经济周期可以跟别人不一样，我们可以用逆向的操作来帮助中国经济更好的发展。我们不需要像其他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必须跟着美国或欧洲的货币政策走，中国的经济体量足够大，通货膨胀率非常低，我们有余地实行不受干扰、独立的货币政策。

　　观察者网：俄罗斯是能源出口大国，当下俄罗斯能源的国际交易更多地依赖人民币展开，对此您怎么看？您觉得这对当下的国际货币体系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丁一凡：俄罗斯是能源大国，如果俄罗斯使用人民币进行能源交易，会给世界带来很大的影响，实际上这与美欧制裁俄罗斯直接相关的。由于俄乌冲突，美欧不断地对俄发起制裁，使得俄罗斯很难用其他货币做交易。

　　在这样的背景下，2022年发生了两大笔交易，都是俄罗斯与第三方国家商量好使用人民币交易的。

　　一个是俄罗斯与印度的贸易。俄罗斯卖给印度一大批煤炭，由于俄罗斯受到制裁，印度使用欧元或美元支付给俄罗斯都很困难，且如果印度这么做，美国和欧洲都有可能对印度实施“次级制裁”。最后印度提出使用人民币结算，双方才完成交易。换言之，为了这场交易，印度在离岸市场上购买了一大笔人民币。

　　另一个是俄罗斯和巴西的交易。巴西要从俄罗斯进口大量的化肥，出于同样的考虑，巴西提出用人民币来支付，俄罗斯当然也答应了。

　　这样的事情，未来可能会越来越多。其他的国家出于各种各样的担心，特别是考虑到次级制裁的威胁，可能会选择使用人民币进行国际交易。而且使用人民币交易也十分方便，现在全球有很多人民币离岸市场，可以方便快捷地获得人民币、交易人民币。

　　第三方交易使用人民币真正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成功，这种国际化比中国与其他国家使用人民币进行交易的意义还大。因为这些第三方国家与中国没有太多来往，他们使用人民币，说明他们信任这种货币。反过来，这又会更好地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观察者网：美欧经济陷入衰退，消费能力下降，而美国和欧盟又是我们国家第三和第二大贸易伙伴，因此我们外需下降几乎是一个必然结果。面对这样的外部市场和环境，2023年我们在出口方面该怎样拓宽思路，有所作为？

　　丁一凡：实际上就是要拓宽新市场。欧盟和美国曾经是中国第一大或第二大市场，现在事情慢慢发生了变化，东盟变成了中国第一大市场。但要知道，我国跟东盟的贸易大多属于转移贸易，因为这部分贸易是中间品贸易。

　　我国在东盟有很多企业，之前在中国的外企也搬到了那里，这就意味着中国进行一部分生产后，向东盟国家提供中间产品，经组装后，仍然还要出口到美欧市场，终端消费市场还在那里，从这个角度来说，东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我国对东盟出口多了，对欧美的出口就会相对减少，表现形式不太一样。

　　无论如何，欧盟、东盟、美国一直都是我国重要的出口市场，除此之外，我国还有“一带一路”国家的市场。

　　过去，传统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才算是“一带一路”国家，但自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之后，所有愿意和中国合作的国家都是“一带一路”国家。

　　从这个角度看，“一带一路”国家已经没有地理的界限。例如，南太平洋岛国现在也算是“一带一路”国家，但过去丝绸之路建立的时候，还不知道这些地方的存在。

　　这些国家的消费市场与欧美市场不同，前者是不成熟的，并且这些国家目前没有足够的消费能力购买中国的消费品。我们需要去培育这些市场，帮助这些国家发展起来，他们的消费能力水涨船高，对中国制造的消费品的需求也会增长，成为我国未来的消费市场，形成良性循环。

　　观察者网：我注意到去年的外贸当中，RCEP成员国的外贸增长幅度也是很高的，这些国家都会是中国未来出口贸易的发展方向。

　　丁一凡：RCEP发展强劲，因为东亚经济圈现在是全球产业链上最活跃、最有竞争力的一环。观察我国和这些国家的贸易会发现，贸易量非常大，但大部分都是中间品贸易。例如，我国从韩国、东南亚进口一些东西，也会向这些国家出口一些东西，最后形成产业链闭环。这些产品在本贸易区内消化，也向更多的国际市场出口。

　　观察者网：如今，国际产业链、供应链格局正在加速重构，美国等一些国家会想办法排斥中国企业进入他们的产业链。您之前一直强调本土产业链的重要性，面对目前这样的局面，在培养、巩固和完善本土产业链方面您有什么建言？

　　丁一凡：这里面涵盖了很多细节。美国通过了一些法律，比如《通胀削减法案》——这很明显是一个障眼法，因为反通货膨胀应该瞄准物价，但该法律主要是补贴技术产品创新。

　　我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新能源车生产国和出口国，但在电动车出口问题上，美国就给我们挖了个陷阱，它利用《通胀削减法案》要求电动车企业在美国生产，比如电动车70%的零部件在美国生产，才能拿到补贴，其目的是打造一个属于美国自己的比较完整的产业链。

　　现在电动汽车在中国发展非常好，但也存在一些短板，一些电动车制造企业的产业链不完善。美国政府的政策使得车企因产业链而受到威胁，所以特斯拉开始大幅降价，想利用这个机会把上述企业挤出市场。中国的一些“造车新势力”就可能因此被淘汰，因为相较于全产业链供给的特斯拉，这些企业没有竞争力。

　　而有一些中国企业，例如比亚迪就不害怕。比亚迪的能力特别强，很多高端汽车的价格、技术已经超过了特斯拉，而且在中国乃至全球销量都非常好。比亚迪有自己的技术，且掌握了包括锂电池原料开采、提炼、生产及汽车生产在内的全产业链，在市场重新洗牌的情况下，这就是它的优势，它可以借助调整全产业链成本，经受住价格战。

　　我国要打造自己的产业链，因为美国的逆全球化措施，导致中国企业无法完成整个生产过程。如果产业链上存在短板，就会被别人“卡脖子”。

　　例如，华为手机原来发展得非常好，但其在产业链上有一个缺陷，就是芯片基本依赖进口。在美国禁止向华为提供芯片之后，华为手机的销量突然就大幅下降了，销量排名跌出前十。

　　因此，我们企业如果考虑到用产业链构建安全性，一定会提前布局。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在中国境内、中国企业内打造自己的产业链，这样才不会怕被“卡脖子”，不怕别人打破产业链。

　　只要在中国本土有基本的产业链，企业安全系数就会比较高。如果别人在某一个环节“卡脖子”，最起码有替代品。即使替代品不是那么好，但也不至于被卡死、产业链瘫痪。

　　观察者网：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产业政策要发展和安全并举，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科技是这个循环中的关键一环，中美的竞争点，很多都集中在科技领域，美方正不断推动“脱钩断链”。在您看来，2023年中美经济可能“脱钩”或者“部分脱钩”吗？

　　丁一凡：对华部分脱钩，美国是铁了心要做的，而全部脱钩，我觉得比较困难，因为美国深度依赖中国市场。如果要完全与中国脱钩，无异于一场自杀式行为，他们的经济根本承受不起。

　　拜登政府从来不说要与中国全面脱钩，美国会选择性地抓住中国经济的弱点和软肋，从供给端和需求端两侧来限制中国经济的发展。

　　从供给端来看，美国在芯片供应上“卡脖子”，比如禁止一些企业向中国出口高制程芯片；从需求端来看，美国限制中国出口，给中国生产的商品增加关税等，从各方面严防死守。与此同时，美国并不是限制所有的产品，而是限制一些对中国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的产品和领域。

　　观察者网：中国面对这种情况，应该怎么破局？

　　丁一凡：中国应该打造自己的全套产业链和研发，并不是我们想做成这样，而是美国的地缘政治博弈把我们逼到这个地步，我们必须得这么做。

　　在重塑重建供应链、产业链的过程中，我们也是开放的，要打造全产业链，并不影响我们引进新内容，与新的合作伙伴一起建设。

　　美国和欧洲因为出现了经济滞胀、萎胀，失业率居高不下，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大量引进这些人力资本，比如美国的数字企业谷歌、微软大幅裁员，我们应该把一些团队请过来，大力发展我们的人工智能、高科技领域，这些人才是可以为我们所用的。

　　现在是一个人才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应该借这个机会更多地去利用这些外国人才，发展中国的高新科技，培养我们的全产业链。除了人才资源方面，一些过去受到美国制裁的企业，他们也想进入中国市场，这样的企业存在于日本、法国和德国，也是我们可以争取的对象。

　　我们应该将这些外部资源和优势放到全产业链的构建之中来，利用他们的技术、资本、人才，构建一个更安全、稳定的供应链。

　　观察者网：中国进一步加大力度对外开放体现在哪些方面？

　　丁一凡：从“十九大”、“二十大”以来，中国采取的对外开放举措，最多集中在服务业、金融业、保险业、工业设计等，出版物的开放也是很大的。

　　比较可惜的是，有两个问题使得我们对外开放的举措没有受到国际投资界更多的注意。第一个是疫情，服务业需要人员往来，疫情使得人员来往停滞，服务业受阻。

　　第二是地缘政治博弈，因为美西方媒体和舆论把中国视作对手和敌人，在这样的背景下，服务业很难展开，他们给服务业企业设定很多门槛和陷阱，甚至要求企业离开中国。

　　在这样的背景下，虽然中国做了很大的努力，做出更加开放的举措，但实际上，并没有看到这些领域有更多的企业进入中国，投资中国。

　　这次疫情已经三年了，希望随着2023年疫情逐渐平复，人员往来增多，经济恢复流动，外国服务企业发现中国存在非常好的机遇，进而越来越多的进入中国市场。

　　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领域就会出现一些新的投资机遇，这也会倒逼中国的企业更有进取心和竞争力。如果没有外部竞争，中国企业本身也缺乏动力和积极性，这也是为什么在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企业的积极性、能动性大幅提高了，面临的竞争环境改变了，反而能够刺激中国企业的积极性和进取心。

　　观察者网：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步伐遭遇当前逆全球化的情况，会有哪些挑战和机遇？

　　丁一凡：我觉得所谓“逆全球化”是美欧出现逆全球化，他们的经济陷入了这种高通膨、低增长的不太景气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会有一段时间陷入逆全球化的空间。

　　但是我们要明白，全球化不止由西方决定，中国也是全球化中间一支重要的力量，我们原来是参与者，现在可以成为领导者。在某种程度上，未来的全球化取决于中国愿不愿意举起全球化的大旗，愿不愿意去开辟新的市场。

　　“一带一路”某种程度上就是中国版全球化的新体现，中国全球化的眼光放得更远。过去中国参与全球化，现在西方要退回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可以成为引领者，与越来越多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一起合作，这可能是中国版全球化的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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