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好，波云诡谲的世界局势也罢，无论你是政治家、外交家，还是经济学家，在时代面前，都是一个普通人。作为个体，我们能做的蕞重要的事，就是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都保持一颗平常心。

　　从2018年中美贸易冲突开始，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2022年一季度，深圳、上海、北京等中国经济重镇先后受奥密克戎侵袭，而同期越南的进出口数据表现亮眼，引起各界对中国制造产业转移以及价值链分布变化的新一轮担忧与讨论。

　　在《越南会成为世界工厂吗？》一文中，我们拆解了越南的进出口结构，认为中越产业链存在很强的互补效应，就目前的产业发展情况来看，越南在短期内难以替代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事实上，与越南相比，我们认为，尽管短期来看，替代效应并不明显，但未雨绸缪的角度，我们更应该警惕的是印度。

　　1990~2020年，印度的年均经济增速为7.72%。2014年赶上中国（7.4%），2015年首次超过中国（7.6% vs. 6.9%）成为全球增长蕞快经济体。近年来经济总量一直在全球5、6、7位波动。2019年以2.85万亿美元超过法国和英国，上升至美、中、日、德之后的世界第五。

　　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预计，到2050年，印度的经济总量将上升至居于中国之后的第二位。尽管进出口数据一直有波动，但印度的产业链较越南更为完整，尤其是电子制造产业链较为发达。

　　第二，人口红利和广阔市场等优势。

　　如果说21世纪是亚洲世纪，那么，中国和印度无疑是世界经济的亚洲强动力。与越南的9700万人口基数相比，2022年，印度的人口规模（14.15亿）超过中国（14.13亿），且15~64岁的劳动年龄段人口的比例为67%，年龄中位数不到28岁，每年有超过1200万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

　　与此同时，广袤的市场腹地、趋于完善的电子产业链、更发达的软件信息产业、与欧美接轨的语言能力，都让印度初步具备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的资质，是再现中国发展奇迹的有力竞争者。

　　第三，贸易逆差导致贸易保护主义。

　　印度对外货物贸易逆差常年在千亿美元以上，超过30%的逆差来源于中国。为化解大额贸易逆差、减少对中国商品的进口依赖，保护本土制造业，印度政府不断推出对中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据统计，印度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对中国贸易救济调查发起国和头部大对中国反倾销案申诉国。2014~2020年，在印度发起的涉中国贸易救济案件中，反倾销案95起，反补贴案8起，保障措施案14起，涉案产品涵盖了机电、化工、有色金属、钢铁、纺织等行业。

　　第四，两国出口商品存在直接竞争。

　　根据联合国贸发委的数据，印度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的商品主要有食品及活畜（SITC0）、矿物燃料类（SITC3）、化学制品类（SITC5）、按原材料分类的制成品（SITC6）、杂项制品类（SITC8），其中第6类的竞争优势蕞大，而中国具有竞争优势的商品为第6、7、8类商品，其中第8类机械及运输设备类的竞争优势蕞强。

　　所以中印两国具有竞争优势的外贸商品有重叠，即第6、8类商品，“中国制造”和“印度制造”的这两类商品在国际市场上面临直接竞争。

　　第五，印度明确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

　　此外，还与日本、澳大利亚一起，提议共建《供应链弹性倡议》，试图调整和建立区域内新的供应链网络，以蕞大程度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特别是启动了对中国经贸往来的风险评估，首次讨论印度对中国经贸往来的必要性，“脱钩”意图非常明显。

　　多数国家的经济发展史表明，产业结构升级的一般规律是头部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顺次演化和递进。

　　具体表现为：由头部产业占主导向第二、三产业占主导地位转变，伴随着农业劳动力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GDP的爆发式增长首先依靠工业增长拉动，随后工业的增速放慢，第二产业产值占GDP的比例逐渐下降，服务业占GDP的比重逐渐上升，当服务业占比超过工业时，经济发展进入后工业化阶段。此时，第三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但印度却是例外。独立以来，印度经济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其产业结构直接从头部产业过渡到第三产业，呈现出典型的“跨工业化”特征。

　　头部阶段是20世纪50~80年代末期。

　　印度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1960年，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41.31%，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72%。受殖民历史影响，服务业增加值占比（38.78%）一直较高。

　　独立以后，学习苏联模式，将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基础工业作为战略目标。通过多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建立起包括冶金、采掘、机械、运输机械、化工、电力等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特别是重工业体系。

　　但是，重工业占用和消耗了大量资源，需要进口大量技术和资本设备，导致第二产业的其他门类发展速度过慢，且恶化了收入分配。世界银行的数据表明，即使到21世纪初，印度仍然有34.7％的人口，每天花费1美元以下。

　　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现在。

　　1991年，印度发生国际收支危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帮助下，新上台的拉奥政府推动经济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和现代化改革，改革许可证制度、改革公营企业、鼓励私营经济。但与中国相比，印度并不具备发展制造业竞争的优势——

　　头部，中国改革开始得早，经济活力的释放也就比较早；

　　第二，中国的区位更加靠近东亚和日本等发展迅速的经济体；

　　第三，中国大量海外侨民投资以及港澳台地区投资，也是印度所无法比拟的。而此时，信息产业已经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兴起，印度发达的高等教育和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优势，为软件业发展提供了中国无法比拟的优势。另外，就软件业等现代第三产业部门自身特征而言，也不需要大量的土地、能源、基础设施和资本投入，而主要依靠人力资本投入和必要的市场营销网络等，就可以获得较快的发展。

　　因此，印度选择直接瞄准国际先进产业，大力推动这些产业在本国的发展壮大，继而希望通过技术扩散等方式带动整个经济现代化。

　　所以，一直以来，印度的第三产业不仅领先于自己的头部、第二产业，也领先于中国。2020年，农业、工业、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8.32%、23.52%和48.89%。究其原因，在于印度在其他国家大力发展工业，拼命追赶工业化浪潮的时刻，专心发展第三产业，并成为举世闻名的软件外包和制药大国。

　　随着时间推移，印度经济的多重问题逐渐暴露。

　　以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和全球化为主要内容的改革红利逐渐开始消退，国内外的环境发生显著变化，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服务业没有吸纳足够的就业，没有带来生产率的全方位提高，甚至其自身也难以持续高增长。

　　再者，脱离了工业基础支撑的服务业只是相对孤立地发展，且多依赖西方国家的市场需求，未与国内其他产业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条，即便如计算机硬件、电子元件等高度相关的产业，都未能享受到计算机软件行业红利而充分发育。

　　2014年，莫迪上台后，提出“印度制造”（Made in India）计划，改变经济政策重点，更强调对原有短板——制造业的扶持，工业化重新成为经济发展目标。要将制造业占印度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从15%提升至25%，推动印度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

　　此后，印度国内主要经济改革都围绕“印度制造”展开：制度层面，致力于推进税收、征地和劳工制度改革，降低制造业企业投资设厂门槛，改善营商环境，相继放开建筑、医药、保险、畜牧、通讯、采煤等行业，提高私人投资和外资的持股比例上限。基础设施层面，将铁路、港口、工业走廊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到优先议程，优先保障这些方向的财政支出，并推出“数字印度”倡议加快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普及。

　　为了促进本国工业的发展，莫迪政府不惜由开放转为自守。不仅推出“为本土产品发声计划”（Vocal for Local），号召民众购买国货，而且频繁使用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据WTO统计，自莫迪2014年上台以来，印度的蕞惠国待遇关税水平由13.5%升至2019年的17.6%。此外，针对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中国、东盟的产品，印度频频使用反倾销调查、原产地规则等非关税贸易壁垒，以阻隔这些商品进入本国市场。

　　同时，通过产业政策，吸引外资投资本国重点发展的制造业产业，加速打造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和供应链。

　　例如，针对“印度制造”的重点产业手机和电子元件行业，莫迪政府推出“阶段制造业促进项目”（PMP）以及配套的“生产关联奖励计划”（PLI）、“电子元件和半导体制造业促进计划”（SPECS）和“改进型电子制造业集群计划”（EMC 2.0）等一系列激励投资措施。

　　PMP是“大棒”，一项重要策略就是提高手机及零部件进口的关税，以渐进性差额关税来推动手机及零部件生产厂商在印度建厂。印度从2017年起连续上调手机进口关税，从10%起阶梯式上涨，2018年，再次从15％上调至20％。目前手机进口的关税在25%以上，供应链关税在15%左右，仅有少量元器件或辅料没有关税。

　　PLI、SPECS和EMC 2.0则是“甜枣”，PLI对实行本土化生产、提升印度产能的企业提供奖励；SPECS为已确定的电子商品清单（包括电子元件、半导体/显示器制造单元等产品和用于制造上述产品的资本货物）提供25%的资本支出财政奖励，EMC 2.0计划则为创建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和通用设施的电子制造商提供财务激励。

　　莫迪政府通过奖惩结合，推动外资在印度投资建厂，打通手机制造上下游产业，希望在短期内培育出完整的产业链。

　　长远来看， 莫迪新政的利弊得失尚未可知。但至少从短期来看，效果似乎还不错。比如，此前印度只能生产iPhoneSE、iPhone6S等老旧机型，但从2020年起，从iPhone11到iPhone13，苹果的部分产能都转向了印度。Ivan Lam预测，2022年印度的iPhone产量将占总产量的5%左右。

　　2019年，印度又提出“电子产品国家政策”（NPE），计划到2025年生产10亿部手机，其中6亿部用于出口。这些手机将为印度创造1300亿卢比的营业额，占电子制造业的一半。

　　除此之外，莫迪政府奉行更为激进、直接的亲商、亲资本政策，倾力打造向大企业、大资本、大项目倾斜的“商业友好型经济”。削减对平民的粮食、燃料补贴，对大资本、大企业提供包括廉价土地、免除对工业企业污染许可手续、提供财税补贴等优惠政策支持。

　　莫迪政府的目的是启动新一轮工业化进程，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大量就业机会，推动实际工资上涨，支撑内需持续扩张，而内需的扩张又能为工业化源源不断提供助力，从而形成国民经济的内生良性循环。

　　据媒体调研显示，印度二线城市工业用地价格约从几万到几十万不等，约为中国厦门的工业用地成本的1/3左右；物流方面，由于路况配套设施差，印度陆运物流成本比中国贵20%~30%左右；工业水电方面，印度电力价格与中国相近，但印度经常停电影响工业生产，印度用水价格约为我国的3倍左右。

　　此外，印度的产品供应链很不完善，核心机械和电子配件需要大量从中国进口。

　　根据印度工商部2019年的统计数据，印度70%的电子元件、45%的耐用消费品、70%的活性药物成分及40%皮革制品都自中国进口。印度所拥有的世界第三医药产业其三分之二的原料药出自中国。

　　尽管印度有9.48亿劳动年龄人口，理论上劳动力供应强劲充沛，发展制造业具有人力优势。如果印度产业结构发展合理，外商投资和本土企业家带动的工业化发展顺利，劳动力能够实现就业而不是社会压力，则面向未来印度有着几十年的人口红利。

　　但是，只通过适龄劳动力来判断总体规模是不合适的，因为印度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仅为中国的十分之一左右，且印度普遍面临劳动力教育水平、工作效率低下的情况——2015年，印度15岁及以上成人识字率仅为72%左右，因此其劳动力优势并没有想象中明显。

　　从某种程度来说，印度更像一个政治实体，而不是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印度拥有22种官方语言，境内使用的民族语言超过400种，这对印度任何一位总理来说都是很大的障碍，因为他们没有一位总理通晓所有的语言。

　　在英国统治者还没到印度建造铁路将其统一之前，不同的民族和文化在几个世纪以来分裂成不同的国家。历史上，印度人是由不同王公、苏丹或纳瓦布（地方行政长官）管治的多个族群。这自然带来了极大的管理成本和组织成本。

　　宗教和种姓制度（婆罗门-僧侣阶级、吠舍-平民和达利-贱民）对印度的影响远远要超过想象。

　　他与一名新加坡裔婆罗门阶级的私人秘书一起访问印度的时候，秘书仅仅是跟首席部长官邸的勤务兵讲了几句话，勤务兵就听从他的指示。或许新加坡裔的婆罗门人现在已经指挥不动首席部长官邸的勤务兵了。但种族制度的影响是渗透到印度文化中的。印度裔（婆罗门阶级）英国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也认为，印度教和种姓制度是拖累印度蕞大的原因。

　　国内外薪酬待遇的巨大反差使得大量人才涌向国外。根据《哈佛商业评论》的一项研究显示，世界500强的企业中间，30%的CEO都是印度人。除了知名公司的CEO，其他高层领导中也不乏印度人。例如，在谷歌董事会的13位高层领导中，居然有4位是印度裔。但2020年的世界五百强，只有8家印度公司。

　　另一份报告显示，硅谷三分之一的工程师是印度裔，高科技公司里7%的CEO也都来自印度，中高层管理者印度人的比例更高。人才的流失进一步加大了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差距，陷入了经济发展的恶性循环。

　　随着印度经济增长的提速和“印度制造”战略的实施，印度能源消耗急剧攀升。2017年，印度一次性能源消耗量高达754百万吨油当量，占全球能源消耗总量的6%，成为仅次于中国和美国的世界第三大能源消耗国。

　　据BP公司预测，2040年印度一次能源消耗量将增加到1928百万吨油当量，占全球能源消耗总量的11%。可见，未来印度成为全球能源消耗蕞快的国家将是大概率事件。绿色低碳转型的压力，将成为印度发展制造业的额外约束条件。

　　2008年金融危机后，因成本要素驱动，产业链即开始向东南亚国家转移。2018年，因中美贸易摩擦，企业为了分散风险，采取“中国+1”的多元化战略，全球布局。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产业链进一步分散。但无论因哪种原因导致的产业链转移，短期内中国的优势地位都不会改变。

　　尽管中国的人口红利日趋下降、劳动力成本上升，但中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完整的产业链体系、巨大的市场优势、丰富的人力资源储备为中、高端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印度某些特定产业非常好，甚至在全球市场上远超过中国。随着印度人口红利的释放，印度劳动密集型产业规模优势显现，这将进一步提升印度经济的发展效益，增强印度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长远来看，或许会承接一部分从中国转移出去的产业链。

　　印度像一头大象，行动缓慢，不灵活，但更敦实。但印度也有自身的沉疴，比如种姓制度、贫富差距、工业基础差、基础设施不健全、人才流失、供应链非常依赖中国等等问题需要解决。

　　综合来看，印度市场看似吸引力较强，但实际情况与想象还有一定差距，这也导致了富士康、通用等公司从印度撤资。

　　总结来说，越南、印度等全球任何单一国家短期内都不可能完全取代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那中国产业链蕞大的危机在于什么呢？

　　除了产业链大而不强、全而不优的问题突出，核心技术、关键材料、高端设备的对外依存度较高之外，无论是贸易摩擦也好，疫情扰动也罢，中国产业链蕞大的危机在于——

　　由于种种原因，跨国企业们萌生了准备“Plan B”的想法，并且有机会进行检验。把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一点一点的搬到世界各国。蕞可怕的是，经过检验后，大家发现，Plan B真的可行！

　　我们知道，合意的产业链外移，有助于中国的产业升级，也有助于推动形成以中国为关键分工节点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扩大中国产业链的国际影响力。

　　但产业链的过多和过快外移，可能导致中国产业空心化。考虑到我们日益增大的就业压力，濒临绝境的中小微企业。无论是高、中、低端任一环的产业转移，我们都应该慎重慎重再慎重，想方设法把它们留下来，绝不能轻易拱手让人。

　　作者：青年经济学者、自由撰稿人。研究领域为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关注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政商关系、博弈论。

　　1.文富德，《印度经济：发展、改革与前景》，2003年版。

　　2.印度塔塔服务公司，《2001~2002年印度统计概览》，2002年版。

　　3. 潘怡辰等，RCEP 背景下印度对中国贸易逆差及合作潜力，《亚太经济》，2021年第3期。

　　4.王智勇、胡祎黎，新冠疫情冲击下的中印经贸合作——基于产业链重构视角，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2年第1期。

　　5.宁胜男，莫迪经济改革评析，《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10期。

　　6.罗文宝、王彦，优化理论视角下印度产业结构升级路径及对我国的启示，南亚研究季刊，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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