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悖论”与全球产业链重塑

admin2年前 (2024-09-21)产业地产资讯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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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正身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增加的后疫情时代，多重复杂因素耦合，预示着全球化重塑正在加快，很大程度上将改变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进程。产业链重塑对于一个经济贸易大国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如果没有全面、科学的认知研究，很可能会坐失良机，特别是在后疫情时代国际格局的演变加快，全球产业链重塑受到了新的地缘政治潜在风险的影响，发达国家在加快推进产业链重构层面提出了中长期战略规划，将促使后发国家在未来的全球产业链竞争中面临新的挑战。

　　近年来，国内研究全球产业链变革的专著并不多，其中李宛聪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2019）和崔晓敏的《中国与全球产业链：理论与实证》（2021）是主要代表。中国社科院徐奇渊和东艳两位研究员推出的新著《全球产业链重塑：中国的选择》，聚焦全球产业链重塑背景下的创新性，提出了产业链国际竞争与完全自主可控的“二元悖论”，并从国际宏观和中国的产业链自身出发，通过定量和定性分析阐释了全球产业链重塑的特征和趋势，重点围绕中美的产业链竞争和冲突作了系统研究，同时就中国出现的产业链外移、区域重组等问题作了详细论述。

　　全球产业链重塑并非新鲜事，而是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率先发起的产业链竞争，其背后是世界秩序的变迁在加速，各主要经济体此消彼长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无论是出于危机意识或传统的“冷战”思维，还是出于产业链安全与稳定性考虑，全球产业链重塑的趋势都将明显加快。本书强调指出，一国在全球产业链某个领域具有的竞争力、影响力，与完全自主可控是很难兼得的。这就自然产生了两个问题。

　　其一，过去数百年工业化是由先发国家所主导的，从早期的欧洲国家到后来的美、日、韩等均广泛参与其中，发达国家占据着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中高端位置，具有先发优势，核心产业链的关键领域仍掌握在主要发达国家手中，而后发国家主要是通过融入全球化进程获得国际分工的贸易优势，最终深入到全球产业链体系。归根结底，后发国家要获得更高层面的产业链竞争优势，必然会面临发达国家的竞争，因而不难解释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包括设置的贸易壁垒、加征的贸易关税以及重要原材料、核心技术出口管制等，其根本在于阻止后发国家实现价值链提升。

　　其二，全球化的发展是促使世界经济和贸易崛起的关键力量，发达国家和后发国家各自在国际分工体系中获得了比较优势，但是传统的贸易秩序和规则并非完全的公平竞争，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后发国家在全球产业链的地位已然上升，重要性也不言而喻，依照旧的秩序和规则来管理当前的全球产业链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某种程度上也剥夺了许多后发国家的国际话语权。因此，全球范围内出现的贸易摩擦和贸易争端增多，不仅造成国际贸易的成本大幅抬升，而且加剧了贸易歧视，削弱了国际贸易分工的优势。从趋势看，全球产业链重塑带来的冲击也具有“双刃剑”作用，一方面是各国和地区积极应对“逆全球化”思潮下全球产业链重塑的挑战，促进了全球产业链多元化布局，有利于改善出口贸易的不利环境；但另一方面，产业链重组和调整势必会带来企业外迁、资本转移等新的变化，有可能“倒逼”后发国家集中力量提升产业链、价值链。

　　虽然全球产业链重塑在加快，竞争也在加剧，但国际贸易的分工理论仍将持续发挥作用，比较优势是其中的主要特征，在今后的产业链格局重塑中，这一特征将不会发生根本变化，主要的变化趋势在于全球产业链布局的变化。因此，近期部分研究者非常关注中国出现的产业链外迁现象，尤其是印度、越南等新兴市场国家出口产业链的兴起，可能对中国形成替代。本书也回答了这一疑问，并指出中国低端产业链的外迁主要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主动的产业转移，最终形成了与越南等国的贸易产业链互补，对越南的出口也主要以中间品出口为主。但是，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国家出口贸易在快速发展，因地缘政治风险、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中国沿海地区的中低端产业链可能会加快外迁。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陶涛指出，全球价值链去中国化，加速向全球或区域性低成本中心转移，或向发达国家回流，将给中国的产业转型升级带来风险和壁垒。本书也重点关注了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脆弱性，主要体现为两点：一是中国在两成左右的高中心度产品中的出口并非具有绝对优势，存在替代性的可能；二是中国外贸的特征表现为出口商品需要进口中间产品的投入。从机电产品的进出口就可见一斑。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出口和进口商品中，机电产品的占比分别为59%、42.4%，鲜明地体现出“大进大出”的外贸特征。在评估中国的全球科技竞争地位时，本书也给出了两个观点：一是中国的专利申请在数量上具备优势，而核心专利数量的上升也非常快，但占比仍偏低；二是为了全球科技竞争，应处理好自主创新与国际科技合作的关系，强调自主创新并不是要否定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对此应有正确认识。

　　就中国未来的产业链转型和发展，本书提出了三个值得关注的建议。一是提升供应链多元化程度，加强与断供能力弱的国家和政治关系稳定的国家的供应链联系，充分利用外国资源和外国市场，并防范与美国联系紧密的国家的风险，提升供应链效率和安全；二是面对产业链外移、区域重组和产业链内迁，既要系统梳理生产工序、形成针对性政策，避免中低端制造业产业链“一刀切”或放任转移，又要掌握关键环节和核心领域，在对外投资布局时分散风险并掌握话语权；三是确保涉及国计民生、医疗健康等方面的产业的基本产能保障，保障国内产业安全，改善国内营商环境，为吸引中高端外资外贸产业链布局创造有利条件，并通过促进中西部地区参与“双循环”来应对存量产业链外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