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中国特色全球领先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必须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为我国经济长期向好不断注入新动能、拓展新空间。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建设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我国在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重要保障。

　　“十四五”时期整体产业格局向更高质量、更具韧性的方向跃升

　　“十四五”时期，我国产业体系从“规模扩张”向“质量并重”转型，整体产业格局向更高质量、更具韧性的方向跃升，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全球产业变革提供了中国方案。

　　全球蕞完整工业体系持续巩固，制造业规模与创新双领先。作为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制造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不断巩固。产业创新能力持续提升，高端制造领域加速突破。

　　新兴产业强劲增长，塑造全球竞争新优势。光伏发电设备、锂离子电池、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已成为中国制造业的重要力量和全球市场的领导者。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未来产业快速崛起，极大提振了中国制造的前景势能。

　　产业绿色转型全面推进，绿色低碳产业成为增长新引擎。建成了全球蕞大新能源产业链，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新能源充电桩数量等指标均居世界首位，单位GDP能耗持续下降，对全球能源转型形成有力支撑。

　　数字化赋能千行百业，产业融合迈向纵深。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快速发展，5G基站和千兆宽带覆盖率持续提升，工业互联网覆盖全部工业大类。“十四五”时期，制造业数字化水平显著提升，智能工厂建成数量、工业机器人新增装机量、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均位居全球前列。产业跨界融合加速，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协同。

　　产业链安全韧性显著增强，关键领域自主可控取得突破。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集成电路、高端装备等“卡脖子”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等产业形成全链条自主能力，高铁、特高压等技术标准成为国际标杆。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达33家，突破近700项关键共性技术，“灯塔工厂”数量全球头部。

　　基础设施网络支撑有力，促进产业空间布局持续优化。建成全球蕞大的综合立体交通网，促进资源要素合理配置，推动长江经济带重点区域产业集群和先进制造业集群效应不断凸显，县域特色产业竞争力持续提升。

　　“十五五”时期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五大举措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必须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为我国经济长期向好不断注入新动能、拓展新空间。

　　统筹“扬长板”与“补短板”，筑牢产业链韧性根基。一方面，聚焦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领域和产业链薄弱环节，持续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与“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双轮驱动。集中优势资源开展有组织科研攻关和产业化落地，实行产业链“一链一策”精准突破。

　　另一方面，聚焦优势产业，抢占全球产业制高点。支持“链主”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从“规模领先”向“技术主导”转型。通过技术输出、标准输出、产能合作，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从“被嵌入者”转型为“规则塑造者”。

　　统筹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激活产业联动升级双引擎。传统产业升级要聚焦“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进而推动实施数字化改造，推广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模式。强化质量品牌建设，提升“中国制造”在全球中高端市场的认可度，巩固传统优势行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化布局，完善从创新设施、技术研发到产品迭代、场景应用的全链条支撑体系。前瞻布局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探索多元技术路线与可行商业模式。通过“传统产业升链+新兴产业建链”，形成新老产业互促共生的产业生态。

　　统筹制造业与服务业，提升产业体系协同效能。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特征。积极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升级，形成“制造+服务”双轮驱动的产业形态。聚焦“专业化、数字化、国际化”，促进生产性服务业提质增能。积极推动研发设计、物流仓储、金融服务、科技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升级，建立与先进制造业相匹配的服务体系。推广服务型制造模式，鼓励制造业企业从“产品提供者”向“解决方案服务商”转型。推进服务业数智化转型，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优化服务流程。搭建工业互联网、跨境电商等融合平台，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合作。加强服务标准与质量品牌建设，健全服务业统计监测体系，推动两业融合从“单点突破”向“系统集成”演进，提升产业体系整体效能。

　　统筹实体经济与金融深化，畅通资本赋能产业良性循环。大力发挥资本的产业导向功能，培育壮大耐心资本，构建“资本引导-产业创新-价值回报”的良性循环。强化“精准赋能、风险防控、制度保障”体制机制，推进产融深度融合。持续壮大耐心资本，发挥财政资金撬动作用，设立政府引导基金、产业投资基金，引导社保基金、保险资金等长期资本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基础研究领域。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大力创新和发展直接融资工具，推广“投贷联动”“债转股”等模式，满足产业中长期资金需求。完善资本市场制度，优化上市标准与退出机制，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融资服务。加大产业投资机构培育，提升资本对产业发展规律的把握能力，让资本真正成为产业升级的“助推器”而非“投机器”，抑制金融脱实向虚。

　　统筹对外开放与产业安全，构建开放包容的产业体系。通过“开放中求安全、安全中促开放”，不断提升在全球产业分工高端环节的份额，提升产业体系的抗风险能力与竞争力。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强对外产业合作，构建“多元互补、稳定畅通”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网络。优化外资利用格局，鼓励外资投向高端制造、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吸引全球创新要素集聚。提升自贸区自贸港开放平台功能，打造产业开放合作新高地。强化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在关键核心技术、重要物资供应等领域建立“备份系统”。构建重点资源多元供应体系，通过技术创新、国际合作、战略储备等方式，保障能源、矿产等关键资源安全。坚持“对等开放”原则，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公平竞争等制度，防范外部技术封锁与产业遏制。

　　（作者系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系主任，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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