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在海南博鳌举行，年会主题为“不确定的世界：团结合作迎挑战，开放包容促发展”。 产业链供应链是当前全球经济中蕞受关注的问题之一。受疫情和国际政治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出现了哪些新调整？国际社会应如何加强协调，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博鳌亚洲论坛咨委、澳门特区政府前经济财政司司长、博鳌亚洲论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澳门委员会主席梁维特、奥纬咨询董事合伙人贝哲民、中国远洋海运集团副总经理冯波、芬坎蒂尼集团亚太区负责人费里、先导薄膜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朱世会、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发表了观点。

　　一、导致全球产业链变化的主要因素

　　头部个关键问题是哪些因素导致了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变化？澳门特区政府前经济财政司司长梁维特认为，目前我们处于一个变动的时代，所以一定要对任何变动事先做好准备。我们在十五年关注全球化，大家把全球化和本土化结合在一起，国际市场要适应本地文化，过去的供应链是以成本为导向的；而现在，我们更关注安全。

　　现在，对全球本土化会有新的定义，需要再次做这件事，而且要地区化。梁维特举例说：“比如生产流程，经历过A B C后变成了成品，将来为了要有一个安全的生产供应链，现在我们还要准备D和E这两个生产基地，因为如果任何一点崩溃的话，还可以把产能转移到D和E这两个地方，这样我们的供应链才能有稳定的供给。”

　　基于这种调整，要做很多改变，梁维特补充：“比如必须有一个快速反应系统、同时员工需要掌握更多技能去适应世界的变化。过去的全球化中，很多企业比如仅仅生产一个小螺丝钉供应给供应链，它就能获得发展。而在新的复杂环境中，更需要具有综合能力的大企业，去建立安全的供应链体系。”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副总经理冯波用两个“一”概括了供应链的主要变化：出现了“一系列不确定性”，比如过去两年“一箱难求”和“一仓难求”；面临“一系列挑战”，比如气候变化的挑战，除了社会责任还有经济责任，它会增加企业的经营成本。

　　但是同时，冯波也提到，“企业也可以迎接新的机遇”。新的要求催生了新的产业，像新能源的生产加注就是一个新的产业；另外，对自己供应链、产业链安全的关心也促使新的市场孕育和培育，比如新兴市场、第三国市场还有区域化市场。

　　如何应对目前的复杂形势和供应链方面的挑战？首先是全球所有关键要团结协作，“供应链既然是链条，大家就是紧密联系在一起，谁也不能独善其身”，冯波说，“另外，要用一些新模式使供应链更有韧性，例如，实行大客户的战略，和大客户签订长期合作，用长期的运量锁定长期的运力，获取长期的回报；进行大项目的战略，集中资源进行大项目建设，例如我们做的比较好的就是在海南配合自贸港的战略，集中资源打造了琼州海峡的客货运输板块，正在加快建设洋浦港的国际金融项目码头，下一步还在谋划进行物流仓储设施的建设。

　　很多国家会说我们必须要自己去建超大的供应链，这样不会对中国过分依赖，但这真的就是解决方案吗？奥纬咨询董事合伙人贝哲民认为“全球供应链有效但脆弱，全球贸易占全球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50%，下降到了45%。我们需要进行反思，气候变化或大流行所造成的风险，此外还有地缘政治，在这些复杂的情况下，我们更需要去加强供应链和产业链的韧性。”

　　二、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变了吗？

　　关于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贝哲民提到：“头部中国将持续成为全球的制造枢纽，80%的智能手机出口来自于中国，尽管这些数据可能会出现一些下降，但是不可能下降到0%，因为其他的市场没有中国的规模和效率。”

　　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跨国企业在提高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的韧性方面的努力，贝哲民说：“头部是要对中国投资的供应链进行投资，有一些企业是支持中国消费者的。第二，供应链去风险，迁出一部分中国的产能到其他市场，主要迁向了越南、印尼，这是一种新的战略叫做中国+1。第三，把战略性的要件（对于生产来说至关重要的）再回迁到本土市场上。”

　　中国引领世界的生产，美国企业可以在中国制造业进行投资，或者在印度、印尼、越南投资，这都是有可能的，贝哲民认为，“本质在于商业合作要确保共赢的局面，这是未来发展的一个基石。”

　　三、产业链外迁，对中国影响有多大？

　　对跨国企业来说，如果免受地缘政治的影响？姚洋认为，“新的地缘政治形势是全球变化的一个现实，企业多元化、多国化的布局是合理的。但是我们也需要合理地估计风险，比如看一下现实，有多少企业把业务迁出了中国？如果按中国经济的比例和贸易的体量来说，迁出的部分相对是小的。比如，有些企业把自己的生产设施迁到了东南亚，考虑一下三十年前当中国大陆还依然处在一个较低的发展水平，来自于台湾、香港、澳门的资本还有来自于韩国、中国的资本都涌入中国，而今天中国的人均收入按实际价值计算已经达到了台湾、澳门三十年前的水平，按这样的方法计量，中国处在要把一些劳动力密集型企业迁出国家的水平，这可能对中国来说反而是件好事，这意味着中国的工业已经升级了。”

　　对于周边国家来说也是利好，这些国家将会与中国的制造业更加紧密融合。我不认为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中，中国会失去“世界工厂”的头衔，中国依然是蕞主要的世界制造业的枢纽。

　　比如2010年苹果手机的生产成本中中国只占到了3.6%，今天是25%，尽管苹果手机把一些生产设施迁到了印度和周边国家，这也没什么，因为它们一些中间部件依然是进口来自于中国，这会驱动中国产业的升级，创新的步伐是无法阻挡的。姚洋说：“我们都听到像脱钩这样的风险，而脱钩必然带来贫穷，所以我们需要正视现实，对未来的团结充满信心。”

　　谈到为何芬坎蒂尼会把一些生产设施从中国迁到了东南亚，芬坎蒂尼集团亚太区负责人费里说：“头部是新冠疫情对于全球的供应链所造成的影响，很多情况因为新冠变得更加突出，比如供应链太长了，缺少高技能的劳动力，这个适应的战略是以成本为驱动的，有很多的企业经历着不必要的风险，中国的情况要更加困难一些，不得不使一些企业把自己的供应链调整到了东南亚或其他的市场；第二，中产阶级在东南亚逐渐发展壮大，并且有更强的购买力。在马来西亚、印尼、越南、菲律宾的中产阶级在蓬勃壮大，他们想要更好的服务，跨国企业正在锁定这些目标受众，他们想要与终端用户离得更近一些，更好的理解这个市场，同时可以减少在物流供应方面的成本，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企业必须要面对新现实，芬坎蒂尼在亚太地区在中国开展业务，费里说：“我负责亚太地区和中国的市场，在中国我们为中国市场生产邮轮，与我们的中国合作伙伴进行合作，我们也在把供应链进行本土化的工作，有36%的业务是通过本土供应链实现的，昨天我见到了上海自贸区的主席，我们在探讨如何能够更好的吸引更多的欧洲供应商来到上海支持我们的项目。我们在越南有生产，我们生产的船主要是用于海外的风电厂，主要用于国际市场，也就是说在越南生产，但是销往国际市场。但我相信中国仍然会是一个生产中心，到东南亚，是因为我们需要为东南亚市场服务。”

　　先导薄膜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朱世会提出，“我们公司50%的销售在海外，地缘政治对我们的影响很大。为应对未来的影响，未来三年我们会建立一个全资企业，如果情况变得很糟糕的话，我们只能是少数股东了，但是我们的主要研发中心都是在中国，生产设施可能会放在海外满足客户的需求，我们可以把多数股让给他们，我们有少数股，但是很多的设备、技术、材料都是来自于中国，可能是原材料可能并不是来自于中国。”

　　奥纬咨询董事合伙人贝哲民补充，“大多数生产离开了中国到了越南，我们看到一些电冰箱等白色家电都转移到墨西哥、波兰生产，减少交通运输的成本，因为这些货物都比较沉，这是比较小的变化。我们看到这种趋势会继续，但是东南亚还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变成中国这样的制造业中心，在欧洲和北美也是需要更多时间的。”

　　而姚洋坚信：“中国的规模巨大以及中国的产业链完整，对于高端行业来说完全离开中国几乎是不可能的。”

　　提到未来中美地缘政治的发展，姚洋并不同意中美在脱钩，“在蕞有争议的一些领域如半导体，美国有小院高墙的政策，美国政策的制定者认为要与中国脱钩的话成本极高，所以他们想用小院高墙的方式把这些所谓惩罚性的措施限制在一个很少的范围内。从数据来看，中美之间的贸易恢复了贸易冲突之前的程度，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已经达到了历史上的第二高水平，3800亿美元，没有什么真的发生了变化。如果看一下中国的出口结构还有中国从美国的进口结构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但是如我所说，变化也是自然的、问题是自然的，如果中国、亚洲还有东南亚看作一个整体的话，其实什么也没有变，中国只不过是把一些出口转移到了东南亚，然后再由东南亚出口到美国。所以如我所说，世界的制造业依然流向我们这个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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