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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亚洲区域合作维护中国供应链稳定｜宏观经济

admin8个月前 (09-21)产业地产资讯21

　　，北京师范大学统计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师范大学统计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从疫情冲击下跨国企业提升供应链韧性与新形势下全球供应链重构谈起，指出我国加强与亚洲域内各国供应链合作的必要性，并给出深化区域乃至全球供应链合作的政策建议，以维护我国供应链稳定。

　　全球供应链危机源起于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简称疫情）期间，各国采取社交隔离措施对供给面生产活动造成冲击，以及各国放松隔离管制并重启经济后消费激增所造成需求面积压短期释放影响。

　　2022年以来，俄乌冲突推高食品能源价格，叠加各国在疫情期间极限货币刺激与财政救助措施的流动性影响，全球主要国家物价水平显著上涨，而通胀治理所采取的流动性紧缩措施再次通过供给侧使全球供应链承压，推高全球经济衰退风险。

　　世界银行在2022年9月16日发布的综合研究报告《全球经济衰退迫在眉睫？》（Is a Global Recession Imminent?）指出，除非供应链中断情况有所改善，劳动力市场压力减缓，否则2023年全球核心通胀率依然高达5%左右，几乎是疫情前五年均值的两倍。

　　而将通胀降至目标水平，全球央行需要继续加息2个百分点，这将导致2023年全球范围内各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放缓至0.5%。全球经济或将进入技术性衰退。

　　疫情冲击下跨国企业提升供应链韧性与新形势下全球供应链重构

　　疫情冲击暴露了为满足精益生产而构建的国际分散和垂直集中的供应链体系无法迅速有效应对供给与需求双侧冲击的缺陷。为解决此矛盾，跨国企业主要从以下三方面提升供应链韧性：一是全球供应链网络重组，涉及地点、投资与撤资决策，具体包括回流和近岸以及多元化两个方向重新设计全球供应链。回流和近岸转移解决了限制全球供应链网络复杂性和相互依赖的需要。它通过缩短全球价值链的长度、在国内或区域内通过物理限制制造足迹和供应商基础，以蕞大限度地减少高度集成生产网络的风险和连锁反应。

　　多元化利用复杂网络避免生产过度集中和在系统中建立冗余产能，以使供应、运营和分销渠道多样化，增加供应选项并使生产更接近市场。回流伴随着撤资，对东道国现有资金存量和未来外资流入均会产生负面影响。多元化会促使外国直接投资从寻求效率转向寻求市场，意味着未来更多资金流入的机会。

　　二是加强供应链管理，包括如何提高供应链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冲击的韧性与构筑缓冲区。例如，利用新的工业数字技术增强可追溯性和身份验证来支持可见性和透明度，以此加强对供应链的监控，及时采取主动措施限制供应链被中断的风险，或通过重新配置生产线、跨站点分配生产、在制造或购买决策之间切换以及获取运输和物流替代方案等方式提高供应链灵活性，又或是提高库存充足率及市场预测以缓解需求侧风险。

　　三是通过减轻ESG（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即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风险来提高供应链韧性。现阶段，各国际组织和全球主要国家将ESG理念纳入企业贯彻绿色发展成效的评价体系，从实际操作角度提供了一个全面和统一框架，指引企业全球责任投资。这对未来外国直接投资可持续性将产生多层次影响，具体从引入环境标准和法规的跨境差异到引发市场驱动的产品和流程变化，再到改变全球供应链的设计使其更加多样化。

　　为实现生产可持续性的供应链配置将促进投资重新定向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部门。跨国企业韧性战略是一个综合选项。即便跨国企业可以吸收可变成本冲击，但沉淀成本与建立新设施相关的融资成本会削弱跨国企业短期或中期利用网络重组促进供应链韧性的意愿。在无地缘政治压力与足够激励的情况下，全球供应链调整不会以短期紧急网络重组的形式表现出来。

　　旨在加强供应链韧性的跨国企业活动对国际投资格局的短期冲击有限，更多可能表现为对新投资选址采取多元化和区域化的渐进式调整过程。未来，国际网络的新投资或不再单一考虑寻求能提供低成本要素及更高生产效率的地点，而是转向以消费市场导向的更加多元化的投资策略。

　　而规模生产能力、良好基础设施保障、完备产业配套体系、优化的劳动力要素，以及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与庞大的工业产品消费市场是我国对全球投资具有持续吸引力的关键因素。

　　正如联合国贸发会2020年对超过500个跨国企业的调查显示，超过70%的企业在新冠疫情期间经历了供应链脆弱性，40%至70%的受访企业已采取额外投资、优化供应链结构及运营整合等应对措施提高供应链韧性。

　　同时，三分之一的受访企业计划将中国作为生产基地的多元化计划，只有15%的受访企业表示正考虑将生产回流，约40%的受访企业预计短期内会有更多的近岸外包措施。

　　始于2017年的中美贸易冲突及当前俄乌冲突，使得大国竞争与地缘政治的需要正成为全球产业链重构的重要推手。自2022年4月13日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4月22日在美国皮尔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先后提出“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以来，地缘政治因素逐渐成为跨国主体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关键影响因素。

　　特别是美国总统拜登在5月23日访问日本东京时正式宣布启动的“印太经济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简称IPEF），更是明确将供应链协议作为IPEF经济支柱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实“友岸外包”朋友圈。随着地缘政治限制了跨国企业全球生产配置的地域选择，世界经济被分割为两大体系的风险已大幅度增高。

　　我国为何需要加强与亚洲域内各国供应链合作

　　在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的背景下，跨国企业供应链地域选择或呈现“中国+ N”的趋势。虽然在成本推动及地缘政治因素下，中国产业链外移不可避免，但致力于将产业链外移范围和速度保持在以有利于中国和全球经济增长，特别是我国和周边国家及欧亚大陆经济进一步融合的方向，是促进双循环目标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同时，确保供应链安全可控的关键......

　　本文刊发于《清华金融评论》2022年11月刊（总第10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