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医药产业作为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典型代表，近年来受到国家高度重视。2019年，生物医药产业已明确成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及高质量发展的十大聚焦产业之一，其创新发展是助力长三角打造全国先进制造业集聚区的重要动力。然而，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的通过加剧了中美两国之间的竞争和对立，阻碍了生物医药产业借助跨国公司从国外引进新兴技术这一重要发展模式，因此，在亟需畅通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大背景下，高校作为中国创新人才的集聚地、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等基础性创新的主要源泉，重视与高校的深度合作对以生物医药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生物医药产业作为典型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具有高技术、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长周期等高新技术产业共性特征，也具有产业链细分程度高、研发依赖创新合作等特殊性（图1）。生物医药研发生产的全过程通常需要借助生物学、化学等多学科知识，制药企业和生物技术企业共同参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是制药产业在新药开发中克服技术和资金挑战的重要手段。而高校作为“创新源”，正通过向生物技术企业、制药企业提供人才、知识、设备等创新资源积极融入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中游分工。

　　生物医药产业链分工示意图 本文制图均由作者提供

　　长三角作为国内生物医药产业核心区，医药企业集聚程度、企业创收及创新水平均处于领先地位，但目前仍存在产业布局分散，创新合作积极性不强，高校作用未得以充分发挥等问题，产业创新动能亟需挖掘。中国高技术统计年鉴显示，截至2018年，长三角地区共集聚了1758家医药制造企业，约占全国总量的23.68%，且年医药制造业营业收入达6559亿元，约占全国总量的27.72%；而就生物医药产业创新而言，上海市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生物医药专利数据库显示，截至2018年，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发明专利申请49.68万件，其中，长三角地区发明专利申请达到10.68万件，约占全国总量的21.50%，创新水平突出。由此，以长三角生物医药产业为例，探析“高校”在企业创新网络演化中的定位及作用体现，有助于揭示高校作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网络“创新源”和“桥接者”的作用，并进一步为产业创新发展提供参考。

　　上海、南京、杭州等经济发达城市是长三角内部生物医药合作发生的中心地区

　　2000—2018年，长三角地区生物医药创新网络规模不断扩大，其中2005—2009年达到1055，较上一区间实现了278.14%的增长，至2015—2018年，长三角地区合作规模已达到1639。其中，长三角地区合作以本地合作为主，占总合作的49.83%，约为城市间合作的2倍，上海、南京、杭州、无锡等经济发达城市是长三角地区生物医药合作发生的中心地区，由于创新资源集聚，上述中心城市展现出高水平的要素资源辐射能力，合作联系由中心城市向地理邻近的周边城市发散，呈现等级扩散模式。

　　2000—2018年，上海作为长三角龙头城市，本地合作规模一直居于首位，蕞高于2010—2014年达到619。上海的本地合作主要以本地高校作为“创新源”与企业、科研机构结网，如复旦大学与上海复康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2000—2004年，合作6次）、复旦大学与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2005—2009年，合作20次；2010—2014年，合作13次）。2004年后，南京、杭州、无锡与上海本地合作规模的差距逐渐缩小，整体网络由单中心向多中心演化。长三角城市间合作以中心城市为源地向周边城市扩散，上海、南京、杭州等中心城市间交互频繁，江苏省作为重要的化学药品制剂制造中心，与上海、南京等科教发达城市达成合作，如上海与苏州、杭州、连云港、泰州等，南京与苏州、泰州、盐城、无锡等。杭州则倾向与地理邻近的城市合作，如绍兴、台州、宁波等（图2）。

　　长三角城市与中国其他省份的生物医药合作呈辐射状散开

　　北京作为重要的科教中心及创新企业部门扩散和汇聚中心，与包括上海、南京、杭州、苏州在内的众多长三角城市形成广泛联系；而以海口、深圳为代表的具有优势企业的新兴城市对创新企业资源同样具有很强的控制和输出能力，进而与杭州、上海、南京等城市展开优势合作（图3）。

　　2000—2004年，上海—北京、杭州—海口、上海—深圳等合作的出现锁定了长三角—全国生物医药专利合作的南北主干，2010年后，南京、杭州、苏州通过与北京的合作强化了“北向”联系，而三亚依托优势企业与上海、苏州形成互动深化了“南向”合作主干，如中国干细胞集团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三亚市干细胞技术有限公司（2010—2014年，合作10次；2015—2018年，合作5次）、苏州市干细胞技术有限公司与三亚市干细胞技术有限公司（2010—2014年，合作5次；2015—2018年，合作10次）等。另一方面，长三角与中西部城市的生物医药合作逐步拓展，2000—2004年，以南京农业大学与成都瑞盛高科技有限公司、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成都药械厂为首的合作推动了长三角—中国生物医药合作向西部探索，后期，上海—昆明（2005—2009年）、上海—重庆（2010—2014年）、上海—西安（2010—2014年）进一步拓展了长三角—中西部城市的生物医药合作，但依旧弱于南北向合作规模。

　　2000—2018 年长三角地区内各地级市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合作空间演化注：本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网站下载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2000―2018年长三角生物医药产业合作专利网络拓扑图显示，网络规模从头部阶段的213个增加到第四阶段的915个，网络活跃度不断增强；整体聚类系数从1.722上升至1.969，网络集聚程度提高，整体朝向以高校为中心的“核心—边缘”网络结构发展（图4）。2000—2018年中介中心度排名前50位的主体中，高校占比高达64.00%且“双一流”建设高校在生物医药创新网络演化中始终占据中心地位，如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等，这些高校均来自于华东地区且代表着相关学科研究的领先水平，在长三角生物医药创新网络中承担了较高比例的知识生产，提高了创新网络主体间的知识溢出效率。

　　2000—2018 年长三角生物医药合作专利网络演化

　　经统计，共69所高校参与了长三角生物医药产业校企合作网络，其中，与生物技术企业结网的高校有50所，与制药企业结网的高校有44所。生物技术企业合作网络中（图5a），中介中心度较高的高校分别为复旦大学（1203）、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1163）、江南大学（891）、华东理工大学（674）、苏州大学（389）等，以综合类和医学类高校为主，尽管与生物技术企业结网的高校众多，但高校中介中心度极差较小，高校影响力平均，合作网络格局较为分散；对制药企业合作网络而言（图5b），中国药科大学（6476）、浙江大学（6413）、上海交通大学（3410）、复旦大学（3004）、南京中医药大学（1847）等综合类和理工类高校在网络上中具有较高影响力，合作网络呈现集中格局。

　　2000—2018 年长三角高校与生物技术企业、制药企业合作网络

　　依托上海、南京、杭州、无锡等经济发达城市，长三角内部生物医药合作呈现等级扩散模式。长三角内部合作主要基于地理邻近性展开，然而，生物医药产业作为高技术、高风险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基于技术邻近的城市间合作将有利于产业长期稳定的创新发展，因此，进一步深化实施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鼓励长三角各城市积极参与产业分工、形成技术合作是长三角生物医药产业新一轮发展的重要目标。

　　“双一流”建设高校始终占据长三角生物医药创新网络演化的中心位置，以高校带动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格局已基本形成。一方面，“双一流”高校依托高水平的知识创造能力成为长三角生物医药创新网络的“创新源”，带动产业创新发展；另一方面，长三角生物医药创新网络演化为以高校为中心的“核心—边缘”网络结构，“双一流”高校作为重要“桥接者”，维系众多网络主体，促进主体间的知识溢出。

　　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种类多且复杂度高，单一机构难以全面掌握，组织间基于不同知识基础达成合作是产业发展的关键。早期研发中，基于生物体的原材料生产、靶标确定及生物学模型建立等过程主要以医学生物技术为核心，医学学科强的高校拥有充足的医学知识储备、先进的硬件资源（设备、实验器材等），更有利于与生物技术企业达成外部合作；而在研发中后期，先导化合物的筛选优化及生物药生产主要依托有机化学知识展开，具有化学学科优势的高校更有利于与制药企业结网。

　　（本文作者万媛媛系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曾刚系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郭艺系博士研究生。文章改写自作者发表于《经济地理》（2022）的论文“高校与生物医药企业创新结网的影响机制——以长三角为例”）

　　“长三角议事厅”专栏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上海市创新基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研究中心和澎湃研究所共同发起。解读长三角一体化蕞新政策，提供一线调研报告，呈现务实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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